坦言

“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生命的糧，人若吃這糧，就必永遠活著，我所要賜的糧，就是我的肉，為世人之生命所賜的。”（約6：51） “耶穌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喫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沒有生命在你們裏面。喫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約6:53~54)。 下一个 礼拜是圣诞节,正像亨德尔赞美诗中唱的那样:“普世欢腾,救主下降,大地接他君王”.而这一周,在基督教的传统中,称为“待降節”——     为了慶祝 耶穌 聖誕 前的準備期與等待期.虽然说,每一位基督徒一生中的每一天都在等待救主,但在 “待降節”,更是我们期盼、思考耶稣的“静谧时刻”. 我们的《约翰福音》系列讲章,今天也来到第六章.第六章的主题仍然是“生命”,在這一章裏“生命”這個詞起碼出現過十一次之多.圣诞节也是耶稣“道成肉身”给人类带来生命.生命对于人来说是最宝贵的,在約翰福音十章中,耶穌明确地告诉我们說：“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何为“生命”. 著名的解經家巴克萊有一句名言：“大多數人只活了生命的一半，只有那些有遠見的人因為望見地平線以上的星星，才是真正活著的人。” 的确,在没有认识耶稣之前,所有人都“ 只活了生命的一半”. 这一半就是从出生到死亡的自然生命, 特别是中国人,只 关注身前事和生前事，身前事是关注肉身；生前事是关注今生。我 们只看到生命中 “ 现世 ” 的一段，既不追寻生命的本源，也就不会去追寻生命的去处，关注点完全在 当下 “ 如何活着 ” 。 我们的生命观是 “ 好死不如赖活着 ”, 是 “ 哪怕死后洪水滔天 ”. 是 “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 ”, 是 “ 他生未卜此生休 ”, 最大的价值就在 儒家 “ 未知生焉知死 ” 的 “ 乐生哀死 ” 消极的生命态度.半截的 “ 人生观 ” 必然造成中国人的 “ 贪生怕死 ” ， 如果人的一生只是这区区的几十年,那我们的生命就没有什么意义,我们也就无法指责好吃懒做和及时行乐.第一次指出生命意义的是耶稣,他告诉了我们生命的秘密 —— 超出自然生命之外的永生! 《圣经》认为：人天生有着相对的本性，即身兼有精神和物质、灵和体，一方面是神的儿女，另一方面又由于堕落而难逃灭亡；人灵里的罪和肉体上的疾病，都说明他受到死亡权势的辖制。但是，这双重本性都已经从属天的恩典得着拯救...

几天前写了“白纸的中国智慧”短文，有感再接续两句。 起因是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最近又撒了一回野，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白纸游行”也是颜色革命，因为白色也是一种颜色。我不知道卢大使是否色盲，或许西方呆久了忘了汉语的一词多义：白纸不见得是白色的纸而是空白的纸，就像南京那位小姑娘被人拿走了手中的白纸仍然手持空白保持伫立一样。我的雅号“三白”，“白痴”、“白丁”都是空白之“白”，“白衣”的“白”也是指代——并非白都是颜色。 大使非色盲更非文盲，而是“智慧”，是“知白守黑”，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色”，他的用意不在“白”也不在“纸”而在“革命”，这就是他所谓的“白纸游行也是颜色革命”。我们知道，“革命”是某党的专利，其他人不得染指。对治染指者前有“反革命”，现有“山巅”，都是重罪。犯上这些罪的要不白色殉道（坐监、关精神病院），要不红色殉道（杀头），现在南京的小姑娘、效仿她行为的伙伴、支持她的老师，不正是走在这条路上么？ 不管白人黑人还是黄人，是人都不会以“色”列而是以“群”分，群体的交流是“群”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因此，有所谓“言路”。即使在最封闭的古代社会，“诽谤之木、敢谏之鼓”就是为了开“言路”，最极端还可以“邀车驾”“告御状”来“上达天听”。不过请注意，是“言路”不是“言怒”——如果你胆敢对皇上提意见引起“上怒”，那么你的“言”就“短路”，也意味你的“命”就“短命”。于是，皇上虽然说“言者无罪”，大家伙都用“只要不开口，神仙难下手”对付。但当真“只要不开口”就会“神仙难下手”么，那只能说你还对皇帝体制存有天真。在这里讲一个小故事：汉武帝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了钱币改革，农业部长颜异“微反唇”（动了下嘴唇），司法部长张汤奏“不入言而腹非，论死”。 翻译出来就是： 满肚子坏水，虽没有说出来但在肚子里反对，判处死刑。颜异一案成为案例，“自是后有腹非之法比，而公卿大夫皆谄谀取容”（《汉书•食货志》），满朝文武“道路以目”再也不敢“妄议中央”，这个典故在历史书上称之为“腹诽”。“腹诽”的要义在于你没有表达也触犯法律，“白纸”在大使们的眼里也是没有表达的表达，不是革命的革命。如此联想，《圣经》中那位以西结好在没有生在中国“偷着乐”，否则他翻来覆去的“行为艺术”也是可以入罪的。如果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被一个弱小女子手中的白纸就颠覆了，那卢大使是对执政党执政能力的污蔑。于是，大使指控白纸运动是“海...

“ 手里拿着簸箕，要扬净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 ”—— （《太3:12》） 你要谨慎，不可与你所去那地的居民立约，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却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 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忌邪的神，名为忌邪者。只怕你与那 地的居民立约，百姓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祭祀他们的神，有人叫你，你便吃他的祭物。又为你 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他们的女儿随从她们的神，就行邪淫，使你的儿子也随从她们的神行邪淫。 —— （《出34:12-16》）   天主，为何侍人主？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果真“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吗？其实不然。如果你不按照中国执政者规定的经书照本宣科，任你是什么外来的大和尚洋和尚都无法念好自己的经。前面我们说到的佛教如此，我们没有说到的伊斯兰教也如此。伊斯兰教在世界的传播过程中，表现出与佛教完全相反的个性特征，它顽强地把宗教信仰贯穿到政治、文化、生活、法律等方面，是最不会“处境化”的一个宗教。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则表现出在其它地方完全不同的特点——它曾经主动吸收中国文化，一部分教派如嘎德林耶、西道堂还因之被称为伊斯兰教的“禅宗”和“汉学派”。明末清初伊斯兰教内还曾经把穆圣比作孔圣，将伊斯兰教的“天道五功”（念功、礼拜、戒斋、天课、朝觐）和儒学的人伦五典相比似，还兴起过“以儒诠经”运动，刘智的《天方性理》、马注的《清真指南》马德新的《四典要会》和马复初译著《祝天大赞》便是此中代表作，尤以“学通四教”的“回儒”王岱舆所著的《正教真诠》是用儒家精神来理解伊斯兰教的典型。王岱舆用“太一”衍化出“真一”“数一”“体一”,这是在核心的至上神概念上的“中国化”.他提出的“二元忠诚”论是：“人生在世三大正事，乃顺主也，顺君也，顺亲也”，表示对儒家“三纲”的认同。他还用伊斯兰教的“五功”(念、礼、斋、课、朝)来诠释儒家的“五常”。所谓“新教”即17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苏菲派嘎德林耶、哲赫林耶、库布忍耶和虎夫耶四大功修教团，也与中国宗族文化相结合衍生成“四大门宦”。由于伊斯兰教基本不对外（族）宣教，因此与“道统”矛盾不大；在西域少数民族地区，他们也能与佛教和平共处。但伊斯兰教内部本身是一种社会制度，形成他们全民族“抱团”特征，军、政、教合一的特征，信仰已经成为民族生命和生活须臾不离的一部分，加上“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