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言

 （这是原来的一篇文章，没有见过世面的） 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林后 12:7 》）   门牙终于掉了，不知不觉，了无踪影。这一颗门牙，上演了我人生的三幕戏，不写点文字纪念它，都对不住“没齿不忘”这一个成语。 第一幕：淘金年代 早先，我曾经历过一段淘金年代——那是真正的淘金——创办望谟大关金矿。一次，我们运送两顿氰化钠回矿山。路上，驾驶员迷路，把车开到一个不见车影也不见人影的小路上，并且抛锚，我们真正体会到什么叫“祸不单行”。驾驶员是一个十几岁的小伙子，修理了一会，说，没有办法，管方向的拉杆断了，然后就毫无责任地呼呼大睡。我一想，氰化钠是严格管控的剧毒物品，一克就足以毒死十个人。天黑了歹徒来抢去，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从来没有摸过汽车的我只能自己琢磨如何去修车 （那时没有手机） 。我研究拉杆的原理，找来一根电线把它捆绑起来，居然，就可以勉勉强强蹭到了一个有汽车修理的地方。不过，我在捆绑电线过程中，用牙咬电线而把靠右的门牙咬断了半截，虽然付出了“牙的教训”，但好歹避免了一次可能发生的重大事故。事后，父亲的牢友、易经大师陈子衡先生见我半齿状，嘱我一定补上。我说，漏点气不碍事。他曰：非也，漏的是财。果不，当时的政策不开放，成品金只能卖给银行，银行的收购价 48 元 / 克，而市场价 248 元 / 克。我们只得到零头。加之进口氰化钠从几千元 / 顿涨到两万多元 / 顿。国产的氰化钠倒是只有 8000 元 / 顿，可是牛喝了我们的氰化钠水，都能安然无恙地摔着尾巴回家。于是，我们破产了。 第二幕：蹉跎岁月 中年，回贵阳干出版，风生水起。那时人生没有方向，几位同学便聚在我的公司“每周一锅”。与我这个编外草民不同的是，这几位都是厅局级干部；与我这个编外草民相同的是，他们的人生也没有方向。我们就在麻将桌上蹉跎生命，玩物丧志，麻木不仁。是耶稣救了我，在活石教会牧师与弟兄姊妹的帮助下，我认识了耶稣，获得了新的生命。这时，有了一个麻烦：这几位厅局级麻友相继退休，处在从掌权到无权的最大“不应期”；我虽然再无意于麻将，但不愿人家闲话“看人家无权就离开”，同时也想帮助他们渡过人生低谷，便继续我们的这“一锅”。一日，我赢了 2860 元（是我人生中赢得最多的一次）。局后用餐，我那颗靠右的半边门牙终于掉了下来。次日...

  在上一讲中，我们研读《约翰福音 14 章》，讨论了“向神求大事” ，即对“我所作的事，信我的人也要作，并且要作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约十四 12 ）进行了诠释，指出在对多马、腓力的两段对话中，耶稣实际上是在给我们上“用信心看见”的第一课。“用信心看见”就会从肉眼看见上升为思想看见再上升为灵里看见，这是非常重要的属灵训练。属灵训练并非只是思想方法，它同样是事上磨炼，因为“ 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照样，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 的 ”（《雅 2:26 》）因此，耶稣要把基督的事变成基督徒的事，所以告诉门徒“我所作的事，信我的人也要作；並且要作比這更大的事”。在这句话里有两处关键： 1 、与主做同样的事， 2 、靠主做“更大的事”。这是我们做基督徒的基本功。今天我们研读《路加福音 16 章》“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路十六： 10 ）的这句话，谈一谈基督徒另一项重要的属灵训练——在小事上操练信心。构成“大事 - 小事”有两个方面：即“何为小事”和“为什么要操练做小事”。 “何为小事”：小事，顾名思义就是日常细碎的事、不值一提的事。其实，这只是我们“人”的看法，在上帝的眼中，我们所做的事情并没有大事与小事之分，凡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事都是小事，只有以神为中心的事才是大事。因为：“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失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太 16:26 》）。当然，神的事也并非都是以世俗观点的“大事”呈现，但如何去做神安排的事却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是否忠心去做。在《路加福音 19:11-27 》的一个比喻里就谈到有一个主人吩咐仆人们拿钱去做生意。过后，那些认真去做生意的仆人替主人连本带利赚了些钱，主人就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 。在忠心的人，上帝所托付的最小的事也是大事；而在那些不义的人，再大的事也被他们看为小事。怎么衡量一个人是否能做大事呢？看看他是否忠心于所托付的。怎么看出这人是否是个有忠心呢？看看他在小事上有没有用心地去经营。比如司提反雖然沒有為主作偉大的工作 ( 參徒七章 ) ，在人看是失敗的，但在主看卻是「良善的僕人 ... 有忠心」的。神很重视我们在小事上是否忠心。因为如果在小事上不忠心，在大事上也不可能会有忠心。现在的年轻人往往崇拜在世俗世界里“成功”的人...

  读经：“我所作的事，信我的人也要作，并且要作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约十四 12 ）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路十六 10 ） （这是在云登教会证道的文稿，与青年們谈“向神求大事，操练做小事”。这是第一部分“向神求大事”，下周接着谈“操练做小事”。）       在前一向的证道中，我们谈论了生死与永生，主要是对老年弟兄姊妹说的；谈了公义与爱，主要是对行动力很强的中年弟兄姊妹说的；今天，我们来谈向神求大事和操练做小事，主要是想对年轻的弟兄姊妹说话。由于本月安排我的证道时间有两次，我就把“向神求大事”“ 操练做小事”分作两讲，今天先谈“向神求大事”。       我们先来讨论一下基督徒的一个认识论方法。回到《约翰福音 14 章 7-15 节》耶稣说这段话的场景。当时，耶稣刚对多马的怀疑说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段重要的话。“我”——一个活生生的人自称是道路真理生命，现在，每一个基督徒都能明白耶稣的所指，但在当时，自然会使圣灵还没有浇灌的这帮青年匪夷所思。 “看见”这个词在《圣经》中有特别的意义，用眼睛看见和用信心看见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我们长着“世界”的眼睛，就只懂得用眼睛看世界；“眼见为实”是人们认为的真理来源，“我亲眼见了我才相信”是人之常情，其实我们往往看到的是事务的表象甚至是假象。作为神特别创造的“万物的灵长”，神赐给我们并且与其他生物“分别为圣”了的灵，我们不懂得用“灵眼”看世界，说得难听一点就仍然是“动物”，是动物性在支配我们而不是灵性在支配我们。所以，耶稣在宣告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之后，他知道门徒们并不能一下子接受，于是继续训练门徒们的灵里看见。“灵里看见”的关键点在于凭信心。耶稣说：“你們若認識我，也就認識我的父。從今以後，你們認識祂，並且已經看見祂。”腓力就按奈不住好奇心 , 向耶穌提出“將父顯給我們看，我們就知足了”的要求。这是腓力的思想，腓力的思想实际上代表了我们绝大多数人的思想。耶穌對他說：“腓力，我與你們同在這樣長久，你還不認識我麼？人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你怎麼說，將父顯給我們看呢？我在父裏面，父在我裏面，你不信麼？我對你們所說的話，不是憑著自己說的，乃是住在我裏面的父作祂自己的事...

  一、蜀中三子        余居之夜郎古国，向以“自大”著称。此病遗余，眼高手低不能自觉，除吾师姜澄清的庄学、吾友何士光的佛学，不屑其他。后赴蜀作文化公司，虽筚路蓝缕，也有川大川师川美教授十余众落草相从，遂以为华阳之国，也止廖化先锋。不期遇三同庚青年学子，曰彭强、余杰、王怡。彭强条理清晰，基督神学娓娓道来，千万线索经他一点即通；余杰笔锋锐利，文章大开大合，潇洒放逸而富有才华风情，读之如饮茅台酣畅淋漓；王怡更有神来之笔，矫若游龙，臧否天下，立论的根基却不在世上——此曲应只天上有？彼时余折服于三子才华，思三子文章行实如何不同寻常，不得其故。后接触基督之教，方发现彀中缘由——原来三子均得圣灵内住，有圣灵光照，自然不与世俗的五光十色同——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大光”。 二、《华夏转型二百年》        日前，余杰兄传来数册书稿，打开一看，“大光”二字赫然在目。欣喜之余，先拜读《华夏转型二百年》。“自序”中余兄曰：“有人說，中國變成今天這樣，不是傳統文化的錯，應統統歸咎於共產黨和共產主義，即外來「黃俄」，只要驅除「黃俄」，中國自然國運昌隆，真是如此嗎？為什麼以保守主義者自居的我，同時要推翻所謂源遠流長的中華傳統呢？保守主義者難道不是應當竭力「保守」傳統嗎？這是一個天大的誤會，保守什麼樣的內容，比保守的姿態更重要。如果在基督教世界，尤其在英美文化和清教徒觀念秩序中，當然要保守傳統；但在中華文化體系中，並並無值得保守的成分，不僅不需要保守，還要全盤拋棄、清理乃至「刮骨去毒」” 。凭此见识，不随“左 - 右”大流，不走“自由 - 保守”寻常路，不循“共产主义 - 资本主义”路线斗争，非子有所“独到”，当得“大光”光照矣。我们长期以来有个误区，认为“共产主义无神论”导致中国执政党敌对基督教并造成今日的专制之局。其实，这只能算是“正确”的但不是“准确”的答案。如果站在文化的角度观察，共产主义也是在基督教建立的叙事框架下完成的，共产主义与基督教都是同一条文明河流的产物，一为主流一为异端，一为清流一为浊流；就像天使堕落而为路西法，共产主义是基督教的基因变异。“三子”之一的王怡也认为：“共产主义是对清教徒世界观的一次全面模仿。但它带出来的是一种截然相反的“国家主义”...

        昨日发出《不是为序》和转发了杨云惠《滇东北次方言老苗文与苗文谱》并小杨老师认为就是传说中的“苗文四线谱”后，反响热烈：主内肢体大多热情洋溢，但是他们大多出于情感，与我一样并不真懂得音乐；音乐界却普遍不认同这就是“苗文四线谱”，苗族音乐家杨世武认为：应叫“苗语滇东北次方言字母谱”；新西兰奥塔哥大学研究苗族基督教音乐的博士华慧娟认为“没有基本的文献综述是无法做出有规范和约束质量的论文和研究的”；对苗族基督教音乐出有专著的中国音乐学院的陈蓓老师认为“四线谱，顾名思义就是比五线谱要少一行呗”；我的看法是“这是一份苗文表述的四声部合唱谱”。最重要的意见是民族音乐界的权威人士、编辑中国第一部基督教赞美诗集《普天颂赞》作者杨荫浏先生的弟子、提出“苗文四线谱”的“始作俑者”田青先生，他在辨识了小杨老师提供的谱例后认为：“如果拿不出原始谱，则会造成新的误会”。田青兄还发来天主教的四线谱，给我扫了盲。俗语道：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文盲说文化。我一个（苗）“文盲”、音乐“谱盲”双盲，让各位专家忙活了一阵，罪过罪过。       不过，有文化的说文化，没文化的说俗话。以我听到苗族诗班演唱当时的感受，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有个问题：为什么苗族诗班演唱时发声方法明显与汉族不同，这与我们见到的其他各种合唱团都不一样的地方？从小杨老师引述的柏格理当年创造苗文参考了音乐的那段文字以及她的研究，我似乎找到一点线索：汉语只有平上去入（入声现已在普通话中消失，只保留在部分方言中），而苗语有 8 个（ 6 个？）音调，这使得外人学苗语发音十分困难，也使苗文反映苗语有很多困难。柏格理借用了西方音乐的音阶来表达苗语发音，采用英国首调唱名法来创作苗文谱，这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创见。因此，小杨老师的研究还是很有价值的，我们可以顺着她的研究去考察基督教传入苗族之时如何“中国化”“苗族化”的；“音乐民族”苗族的传统文化如何给传教士提供智慧和资源，传教士如何使一个从未接触过现代音乐的民族快速掌握合唱技巧的；在苗族诗班的演唱中，哪一些成分是西方的，哪一些成分是保留民族传统的？歌唱在苗文创造中的作用，在苗文推广中的作用，在苗族现代教育中所起的作用，等等。当然那是你们专家的事，“双盲”的我再不敢不懂装懂了。只是建议所有...

 1 / 10 （昨日发文《不是为序》后，有读者在微信、脸书和推特上表示关注苗族基督教四线谱，又接到杨云惠短信，说她整理的就是四线谱，并发来一篇研究文章。特转载于此，但大量图表复制不上来，请高手指点） 摘要：滇东北次方言老苗文是1905年左右由英国传教士柏格理为传教的需要，在滇东北汉族传道员李斯提反和苗族知识分子杨雅各等人的协助下，根据拉丁字母和苗族服饰图案，以石门坎苗语为标准音创制的拼音文字。这种拼音文字其字母形状和发音与拉丁字母近似，称“柏格里苗文”或“石门坎苗文”，亦称“滇东北老苗文”。基督教仪式有大量的赞美诗，为了让苗族信徒尽快掌握西方的赞美诗，柏格理参照英国首调唱名法的原理，根据老苗文的声母和韵母字母创制了苗文谱。七个基本音阶是在老苗文的27个单音声母中选用了七个发音接近简谱基本音级的声母。韵母代表音高变化。苗文谱选取三个韵母，根据音的高低，按照苗语声调的位置分别加在声母右边，构成苗文谱的高低八度音和升降半音。 关键词：滇东北次方言老苗文；声母；韵母；声调；苗文谱 基金项目 ：昭通学院校级课题《昭通苗族基督教音乐研究》 2018 xj 26 作者介绍：杨云惠，1971，女，汉族，云南威信人，昭通学院艺术学院（云南省昭通市，657000，yunhuiy@126.com），副教授，硕士，音乐学，联系电话：15288431665。 作者介绍：杨付辉，1981，男，苗族，云南彝良人，昭通市昭阳区第三小学（云南省昭通市，657000，1518580870@qq.com），一级教师，音乐学，联系电话：15287730870。 前言 1905年英国传教士柏格理 (Samuel Pollard)为传教的需要，在滇东北汉族传道员李斯提反和苗族知识分子杨雅各等人的协助下，根据拉丁字母和苗族服 饰图案 ，以石门坎苗语为标准音创制了苗文。这种拼音文字称“柏格里苗文”或“石门坎苗文”，亦称“滇东北老苗文”。苗语属于汉藏语系，是单音节词 2 / 10 且有声调。滇东北老苗文每个音节由一个大字母和一个小字母组成。大字母为声母，构成文字的主体，小字母为韵母，写在大字母的上方或右侧，以小字母位置的高低来表示声调。老苗文主要在川黔滇交界地区以及其它操滇东北次方言的苗族中使用。柏格理柏格理在制定文字的时候就发现苗语的声调很复杂，作为局在制定文字的时候就发现苗语的声调很复杂，作为局外人很...

  昭通艺术学院的杨云惠老师嘱我替她编的《苗文谱手册》写序，我对苗文一字不识，标准的苗“文盲”；也对音乐记谱毫无研究，五线、简谱都不识，有假包换的“谱盲”。双盲作序，有辱斯文。作与不作，如芒在背。作吧，玷污苗族肢体的文化，更怕犯下亵渎圣灵的罪；不作吧，伤了小老师的心，也有违我对后辈学人有求多应的一贯为人。不如借此机会，述一述我与苗族基督教音乐的因缘。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随牧师们一起到乌蒙山区的赫章县葛布教会办“义工培训班”。师生早晚奔忙，我则百无聊赖。遂嘱这些苗族教友，主日请他们的诗班来演唱。主日清晨，四围大山的朝霞与晨雾中闪烁着一排排移动的花朵，近前来才看清是一队队穿戴艳丽民族服装的人流——他们是从各寨子赶来的诗班。他们中有人背着风琴、手风琴，鱼贯而来。我以为他们的演唱形式是各寨子轮流表演，没想到礼拜完毕，这些分别来自不同寨子的诗班却凑到了一起，在一名指挥（也是当地的农民）的指点下，临时分声部并试唱调整。正式报幕，竟是“大哈”。璞一开口，汗毛倒立——那从未听过的发声方式，不是美声却胜似美声，各个声部靠得很拢，恢弘气势，如天籁之音；起承转合，游刃有余。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有英皇听此曲起立的故事，但我是不由自主起立观听。这是我第一次亲自感受到的苗族基督教音乐，这一感受的余音不是绕梁的三个月，而是铭心的一辈子。 次年，我在赫章的邻县纳雍挂职扶贫，给当地宗教科的杨松科长（也是苗族）讲起那次受到的震撼，问他为什么这些普通农民能够深通乐理？他说，苗族本就是一个音乐民族，是中国最早乐器芦笙的发明者。芦笙的谱叫“字可”，具有与汉字一样的功能，是乐谱中的“信息技术”。在早年大迁徙的过程中，芦笙就起到信息传递的作用，斥候在前方吹出几句音调，后方就知道是否有敌人。在苗族的社交场合，芦笙更是发挥重要作用，谈情说爱的青年不是用语言而是用芦笙，这样表达出来的爱意更浓烈更大胆也更艺术。 后来，我给老友田青吹苗族基督教音乐，田青告诉我说，耳闻乌蒙山区传教士在苗族“字可”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四线谱，但一直没有发现真迹。我把这个“耳闻”记在心里， 2009 年主持全国社科重点项目“基督教与乌蒙山区新农村建设”时，我专门请了原昭通文化馆副馆长、苗族音乐家杨世武来担任苗语翻译，私心就是借此机会找到四线谱。但是，我们连线索都没有发现。再后来，田青嘱我帮...